沪上文豪1980 - 第五十一章 答辩

    第104章 答辩
    从上影厂回来后，陆泽的生活又重新回到了宿舍、图书馆、食堂三点一线的老轨道上。
    但外界关於他与香江三联书店签下版税合同的风波，却丝毫没有平息的跡象，反而隨著时间的推移，愈演愈烈。
    一些思想保守的报刊和甚至是別有用心的撰稿人，像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靶子，连篇累牘地发表批评文章。
    標题也是一个比一个嚇人，《警惕“版税”背后的糖衣炮弹》、《文学的殿堂不容铜臭玷污》，字里行间，几乎把陆泽描绘成了一个背弃理想、投身资本的“精神叛徒”。
    甚至有几家报社的记者，直接找到了復旦校园里，试图在图书馆门口或是宿舍楼下堵住陆泽，进行“採访”。
    “陆泽同志，请问您对外界批评您一切向钱看”的观点有什么回应？”
    “请问您认为版税制度的引入，会不会导致国內文学创作风气的败坏？”
    面对这些记者，陆泽头都大了。
    他既不想跟他们爭辩，也不想被他们断章取义地写进报导里。
    几次被堵之后，他乾脆连图书馆和宿舍都不怎么待了，开闢了两处新的“秘密基地”。
    其一，是中文系办公楼里一间几乎废弃的小会议室。
    里面堆满了旧桌椅和报废的打字机，灰尘扑鼻，平时根本没人去。
    陆泽找系办的李老师要了钥匙，自己简单打扫了一下，就成了他白天的“书房”。
    其二，则是国年路上导师贾植芳先生的家里。
    贾先生看他被外界搅得不胜其烦，考虑到他论文进入衝刺阶段，索性给了他一把家里的钥匙，让他可以隨时过去看书、改论文。
    贾先生的书房，那是真正的书山学海。
    四面墙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，从中国古典文学到西方现代理论，包罗万象。
    能在这里安静地修改论文，对陆泽来说，简直是天大的幸福。
    就这样，在外界的喧囂和“秘密基地”的寧静之间，时间来到了六月初。
    陆泽的毕业论文，在经歷了无数次的修改和重构之后，终於完成了最后一稿。
    当他把列印得整整齐齐的论文交到贾先生手上时，心里是说不出的轻鬆。
    贾植芳先生扶著老花镜，一页一页地翻看，面无表情。
    整个书房里，只听得到纸张翻动的沙沙声。
    许久，他才放下稿子，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眉心，看著颇有些气定神閒的陆泽，缓缓开口，语气依旧平淡：“嗯————这一稿，逻辑通顺了，论据也扎实了不少。算是能拿出去见人了。”
    陆泽知道，这就算是过了导师这一关了。“谢谢老师！”
    “稿子先放我这，我给你写完导师评语和推荐后，再帮你送到系里。
    到时候再经过系里一位教授盲审评阅和教研室主任通过，就可以递交给答辩委员会了。
    你这几天好好琢磨琢磨答辩的事，不要掉以轻心。
    开题时候的情形相信你还记得。”
    陆泽郑重答应。
    几天后，毕业论文答辩会正式举行。
    还是那间熟悉的会议室，郭绍虞先生、朱东润先生也一如当初的坐在评委席上。
    当初在开题报告会上对他提出尖锐质疑的钱教授和孙教授，依旧赫然在列，正襟危坐，表情严肃。
    陆泽站在台前，相比於几个月前的开题报告，他显得更加沉稳和自信。
    他从容不迫地陈述著自己论文《从政治寓言到人性书写：论新时期小说（1978—1982）的主体性转向》的核心观点。
    这一次，他的论述更加系统，案例分析也更加深入，不仅引用了自己的作品，还广泛徵引了王蒙、张洁、高晓声等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作为佐证。
    陈述完毕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
    不出所料，政治系的钱教授率先发难，他重重地咳了一声，拿起论文报告，语气比开题时更加锐利：“陆泽同志，你的论文比开题时更成体系，但也更暴露了其中根本性的问题！
    你通篇大谈所谓人性书写”，试图用这个模糊的、超阶级的概念，来取代文学的阶级属性分析。
    这是一种典型的资產阶级人道主义观点，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！”
    他用手指敲著报告：“就拿你分析自己的《锦灰》来说，你把陈景云这个民族资本家內心的挣扎美化为人性的坚守”，却刻意淡化了他作为剥削者的本质。
    请问，他的人性”和工厂里被他剥削的工人的人性”，能是一回事吗？
    脱离了阶级立场谈人性”，是不是一种对歷史的背叛？”
    这个问题一出，室內温度仿佛都降了几度。
    这已经不是学术探討，而是再次上纲上线的到了思想批判的程度。
    陆泽却不慌不忙，对著钱教授微微欠身：“谢谢钱教授的提问。
    我想，承认人性的复杂，並不等於抹杀阶级属性。
    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，要用歷史的、辩证的眼光看问题，而不是用僵化的、
    教条的標籤去定义一切。”
    “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曾说，他从这位政治上的正统派保皇党人的作品里，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歷史学家、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”。
    为什么？因为巴尔扎克忠实地描绘了现实，即便那违背他自己的阶级同情。
    我的论文和创作，追求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”。”
    他话锋一转，直面钱教授的问题：“陈景云当然是资本家，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、活在特定歷史环境下的人”。
    去探究他內心的矛盾，这其中既有剥削性，又有在面对外敌时的民族气节。
    这恰恰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那个阶层的多样性。
    如果我们把文学人物都简化成阶级符號，那文学就成了政治宣传画，也就失去了认识世界、认识人的独特价值。”
    陆泽的话掷地有声，钱教授一时语塞，但又打心里得觉得不赞同，脸色涨得有些发红。
    这时，社会学的孙教授立刻跟上，他扶了扶眼镜，冷冷地开口：“陆泽同志，你很会偷换概念。
    没人说文学创作要简化人物。
    真正的问题是，你的创作和论文，导向是什么？
    文学的社会责任，难道就是散播这种灰色的、消极的情绪吗？”
    会议室里，几位年轻老师的再次埋头，场面一如当初开题的时候。
    陆泽的眼神却变得前所未有的锐利，他提高了声调：“孙教授，我认为，文学最大的社会责任，恰恰是真实”！
    鲁迅先生当年写《阿q正传》，写出了国民的劣根性，他是散播消极情绪吗？
    不，他是像一个伟大的医生一样，把我们民族的病灶血淋淋地揭示出来，为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！”
    “《春分》写改革的阵痛，不是否定改革的伟大。
    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改革是光明的，才更应该有勇气去直面它在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代价。
    歌颂光明，谁都会。但敢於正视並书写光明下的阴影，才是一个写作者的良知和担当！
    如果我们的文学只允许唱讚歌，不允许有反思，那它和粉饰太平的文过饰非”又有什么区別？
    这样的文学，人民会相信吗？”
    这番话鏗鏘有力，振聋发聵。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。孙教授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很难从道德高地上反驳陆泽。
    眼看气氛僵持不下，郭绍虞主任適时地清了清嗓子：“好了，学术討论嘛，有不同意见很正常。
    我看，爭论得很充分，说明陆泽同学的论文確实触及了真问题。”
    他转向其他人，“各位老师，还有没有问题？”
    短暂的沉默后，一直闭目养神的朱东润先生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
    他没有看向任何人，只是慢悠悠地说：“文学嘛，自古以来就有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”的功用，也有刺上讥下，发扬讽喻”的传统。只讲一面，就偏了。”
    然后，他才將目光转向陆泽，眼神里带著一丝讚许：“这篇论文，有论有据，有理有节。答辩嘛，就是要答”，要辩”。你答得不错，也辩得清楚。”
    他停顿了一下，最终一锤定音：“都没有问题的话。陆泽你先出去等著，我们几个就投票定等吧。后面还有好几个等著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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